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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周年校慶】“文法理工農醫”之夢
——《民國時期武漢大學講義匯編》引言
發布時間:2018-11-22 08:20  作者:  來源:圖書館  

作者:周榮

作者簡介:周榮,歷史學博士,武漢大學圖書館古籍部主任,主要從事中國社會經濟史、佛教史、古籍版本學等方面的研究。

在民國期間國立武漢大學的歷史上,有兩個常被今人遺忘的紀念日:“國立武漢大學成立紀念日”和“國立武漢大學新校舍成立紀念日”。

國立武漢大學于19287月開始籌建,10月開始招生授課。192910月,校務會議議決以每年1031日為國立武漢大學成立紀念日;19322月各學院全部遷往珞珈山新校址(仍設城區辦事處于舊校舍內),校務會議議決以每年33日為國立武漢大學新校舍成立紀念日,是年3月新校舍正式開始上課。

在此之前,武漢大學的校址主要位于武昌城內的東廠口,當“武昌城外東湖附近珞珈山一帶地基”被確定為新校址時,武昌賓陽門以東僅有一條低級碎石路,珞珈山一帶是地道的郊外。192910月,學校與湖北省建設廳合修“自武昌賓陽門至珞珈山東湖湖濱”的馬路,次年從街道口通往珞珈山校區的專用道路建成通車,時任校長王世杰將其命名為“大學路”?!按髮W路”建成后,校務會又作了兩項重要決議:一是以“武大”二字為本校?;?;一是在大學路的起點處,建立一座校門牌坊。

1931年,一座四柱三間歇山式結構的木制牌坊豎立在街道口勸業場,正面書“國立武漢大學”六個大字,據稱這座牌坊次年毀于龍卷風。兩年后,又一座鋼筋水泥結構的沖天式牌坊在原地建成,該牌坊以四根八棱圓柱為支撐,至今屹立于已是鬧市的街道口,且被列為國家級文物。其正面“國立武漢大學”六個顏體大字和背面“文法理工農醫”六個篆體大字,連同其柱頭上云紋的意蘊一直是人們議論不休的話題。

?;?、牌坊、紀念日等雖只是一所大學的外在標志,但一所學校對這些元素的精心設計,常常體現出該校的教育、人才觀和辦學理念。

回顧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國立武漢大學籌建的這段歷史,人們無不感嘆蔡元培、李四光等教育家所堅持的“國立”和在珞珈山另擇新校址建校這兩項決策的英明和遠慮。八十多年來,國立武漢大學牌坊上的四根八棱圓柱,每天都為珞珈山迎接來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學子,而“文法理工農醫”六個大字則寄托著一代又一代教育家們對武漢大學學科建設的夢想。

了解和關心武漢大學學科發展的人們都知道:在武漢大學一百多年歷程的大部分時間里,“文法理工農醫”是一個夢想。對國立武漢大學的前輩武大人而言,它可能是一個短暫得來不及驚喜的現實;而對今天的武大人而言,它是一個正在逐步實現的夢想。

“中國學術,以‘學’為單位者至少,以‘人’為單位者轉多,前者謂之科學,后者謂之家學”。傅斯年這段話恰當地揭示了上個世紀之交中國學制轉型時期的狀況。

1893年創立的湖北自強學堂率先沖破中國傳統的教學格局,設方言、算學、格致、商務四門,從而揭開了湖北乃至全國近代高等教育學科化的序幕。1904年張之洞等人牽頭制訂的《癸卯學制》即以早年在湖北等地的辦學經驗為基礎,該學制可謂中國近代第一部由國家頒布并在全國實行的學制,它將大學堂分為“八科”:經學科、政法科、文學科、醫學科、格致科、農科、工科、商科。民國伊始教育部頒布了《大學令》,對大學分科作了調整,將“大學分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醫科、農科、工科”,次年又作了進一步的補充,突出了學科教育規范化、知識化、理論化的追求。

總體而言,清末民初的教育體制體現出直接學習日本、間接借鑒西方的綱領,這一綱領也直接影響到武漢大學的辦學特點。民國初年,武昌為北洋政府所設立的六大學區之一,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仿照日本教育模式,設立英文、歷史地理、數學物理、博物四部,后來又逐漸學習歐美,將四部改為八系,即教育哲學系、國文系、英語系、數學系、理化系、歷史社會學系、生物系、地質系。

五四運動之后,留美學生返國者日趨增多,特別是受杜威來華講學的影響,學習美國學制成為當時教育界的時尚,并終于促成1922年《壬戌學制》的誕生?!度尚鐚W制》一反清末民初依照日本學制的模式,而直接效法美國學制。從1923年起,武漢大學基本進入了參照美國學制全面推進學科化的時期,是年,國立武昌高等師范學校依新的學制改名為國立武昌師范大學,次年國立武昌師范大學改名為國立武昌大學。1925年國立武昌大學校長石瑛按照“文理并設”的原則,將學校機構調整為“二院一處”,即文哲院、理工院和總務處。

北伐期間武漢成為革命中心,武漢大學也因此經歷了一次大的分合,國立武昌大學與原武昌商科大學、醫科大學、法科大學、文科大學及其他私立大學歸并,成立一綜合大學,即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又稱第二中山大學),“分設三院于武昌、漢口兩地”,設有大學部和文科、理科、法科、經科、醫科5科,并設立預科。

國立武漢大學正是以國立武昌中山大學為基礎創建的,創辦初期由湖北教育廳長劉樹杞暫行代理校長職務,大學分設社會科學、理工、文學三學院,皮宗石任社會科學院首任院長,王星拱任理工學院首任院長,聞一多任文學院首任院長。社會科學院分法律、政治經濟、商學三系;理學院分物理、化學、生物、數學四系;文學院分中國文學、外國文學、哲學三系。19292月國民政府任命王世杰為校長,5月王世杰校長由南京來鄂正式就職。他曾多次提到對國立武漢大學的構想,說正在建設中的武漢大學“不辦則已,要辦就當辦成一所有崇高理想,一流水準的大學”,他還說:

武漢市處九省之中央,相當于美國的芝加哥大都市。應當辦一所有六個學院———文、法、理、工、農、醫,規模宏大的大學。十年之后,學生可達萬人。

這是武漢大學首次提出“文法理工農醫”的理想,當時武漢大學的學校規模,每年畢業生僅100人左右。王世杰校長堅信,只要有“寬廣的校園”“先進的設備”“充足的經費”“優秀的教授”和“嚴明的紀律”,這一理想必定會實現。

王世杰敢于提出這樣的宏大目標,一方面體現了他作為教育家的戰略眼光,另一方面是基于他對國民政府教育政策和法規的把握,他作為南京國民政府的首任立法委員,曾主持制訂過國民政府的眾多法規,他到武漢大學任職時,正值中華民國《大學組織法》公布,該《大學組織法》規定:“國立大學由教育部審查全國各地情形設立之?!髮W分文、理、法、教育、農、工、商、醫各學院。凡具備三學院以上者始得稱大學”。

王世杰到任后,立即組織評議會修訂國立武漢大學的《組織大綱》,增設副校長一員,聘王星拱兼任副校長。他維持王星拱主持校務期間作出的增設工學院的決議,同時改社會科學院為法學院,聘皮宗石為法學院院長,王星拱為理學院院長,聞一多為文學院院長,聘石瑛為工學院院長,共成文、法、理、工四學院。1930115日,修訂完成的《國立武漢大學組織規程》經教育部核準正式公布,其中對各院系的設置作了詳細的規定:

第三條 大本學分設下列各學院:

(甲)文學院。酌設中國文學系、外國文學系、哲學教育系、史學系及其他學系。

(乙)法學院。酌設政治學系、經濟學系、法律學系、商學系及其他學系。

(丙)理學院。酌設數學系、物理學系、化學系、生物系及其他學系。

(?。┕W院。酌設土木工程學系、采礦冶金學系及其他學系。

以上各學院之學系得由校務會議議決歸并或增減之。

第四條 本大學得設農學院、醫學院或其他學院,其組織由校務會議議定之。

王世杰掌校期間,不僅明確提出了建成“文法理工農醫”六大學院的目標,還特批經費租用一架飛機,將畢業于麻省理工學院且精通中國傳統建筑的美國建筑師開爾斯接到武漢,請他統一設計文、法、理、工、農、醫6大學院。開爾斯設計的這批仿中國宮殿式的建筑如今已是武漢大學的靚麗風景。

1933年王世杰赴南京就任教育部長,繼任校長王星拱繼續推行《國立武漢大學組織規程》設定的學科建設目標,積極籌建農學院,19358月收買東湖對岸荒山、荒地共五千畝以擴充農場,又以徐家棚棉場為校舍開設培訓班。1936年農學院正式成立,葉雅各為首任院長,時僅設農藝系,李先聞為系主任。

農學院成立之初即與平漢鐵路管理局簽訂技術合作協定,議定“所有該路沿線林場苗圃自本年度起概改由本校接收代管,并整理擴充”??箲鹞鬟w之際,農學院被并入中央大學。1946年國立武漢大學從四川樂山東歸武昌珞珈山復校,復校伊始農學院的恢復和醫學院的重建便被提上議事日程,在當年校慶暨復校后的第一個開學典禮上,代校長劉秉麟說:

可是我們的職責,不僅在此,必須更向前進。比如戰前就計劃了的學院組織,是文、法、理、工、農、醫六院,這很顯然的,在武珞公路本大學牌樓上,就明白標出,到今天依舊巍峨矗立可以看到。所以復校后,首先恢復農學院。雖然我們在同樣地努力進行著,但農學院至今房屋尚未完工,有待我們今后的努力。其次醫學院,這一方面是本校的原計劃,同時也是華中的急切需要,正好聯總因有價值25億元美金的醫院設備,愿交與武大開辦醫學院及實習醫院,經政府及社會各方面人士竭力協助,現在正進行中。

1946年恢復的農學院仍聘葉雅各為院長,除農藝系外,又增設了森林學系,以后又陸續增加了園藝學系和農業化學系。1946102日,教育部令國立武漢大學設立醫學院,學校成立了以李宗恩為主任委員的醫學院籌備委員會,擬定醫學院的辦學方針是:“與大學一般教育相配合,以發展醫事科學,造成華中醫學教育的中心,并養成服務社會之醫事領袖人才”,為了落實這一辦學方針,醫學院在武昌東廠口老校舍設立了附屬醫院一所。1947年醫學院開始招生,周金黃為首任院長。同年,附屬醫院開業,白施恩、范樂成先后任院長。

至此,王世杰校長履任校長之初提出的目標得以實現,國立武漢大學得以形成文、法、理、工、農、醫六大學院并駕齊驅的辦學規模和格局。據1948年出版的《第二次中國教育年鑒》,當時全國31所國立大學,除中央大學設有7大學院外,建成6大學院的僅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山大學、臺灣大學等少數幾所大學。

在短暫而又艱難的二十年中,國立武漢大學不僅在校舍、設備、人才、學科等方面實現了躍升,在教學設計各個環節中,處處貫徹了民國初年《大學令》就提出的“教授高深學問,養成碩學閎才,應國家需要為宗旨”。

例如:文學院確立的一項重要目標是在教學中“怎樣造成專門的學者,同時又是受過高等教育的通人”,這一目標的提出是針對當時大學的一些流弊:“許多大學的目的完全在造成通達的人,它的流弊常常是太空泛;另有許多大學的目的是只在造成專家,它的毛病往往又是太閉塞。本院最大的希望,是要兼采此二種方針的長而避其短,想造成不空泛的通人,不閉塞的專家”。其他各學院“所設各學程除教授基本理論外,兼注意于其實際應用方面。對于各學系課程配置,特別注重于學生將來服務社會必要之實用科目”。

尤其重要的是,各個學院都聚集了一批優秀教員,他們不僅以高度的責任感和敬業精神,將學校確立的這些宗旨落實在教學課堂中,還利用其自身的學術素養和綜合素質,促成學生高尚人格和氣節的養成。文學院的袁昌英教授說:

大學是培養氣節,植樹高尚人格的絕好場所。所謂“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偉大使命,應當是由大學來負擔。不過執行的時候,似乎不必采用固定的形式,而盡可以仿效古人所謂“潛移默化”或“不言而教”的暗示方法,以便那些十分討厭直接訓導的青年,能在一種不著痕跡的純潔氛圍里面,接受并繼承我國數千年來藉以立國而又實為我國今日所最需要的道德文化??墒秋L氣之養成,并非一朝一夕所能奏效,必得有一部分大學教授,確確實實地承當得起“一代師表”的尊稱,以盡畢生之精力以赴之,始克有濟。

袁昌英的這番話或許可作為堪稱“一代師表”的國立武漢大學教員群像的簡筆畫。本叢刊所收這些講義,或許正是教員們“不著痕跡”教化藝術的一個宿影。

值此《民國時期武漢大學講義匯編》出版之際,愿人們能籍由這些講義記住前輩教育家注重學科建設的功績和“一代師表”的教員們百年樹人的夢想。

(摘自《文華書潮》第19 編輯: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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